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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经济指标可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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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经济指标可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或译坚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在市场取向体制下，当市场追求效率时，政府本应把着力点放在公平方面，但却在宏观政策上仍向效率倾斜，继续用计划方式把资源从农村投向城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即将推向两极分化境地。 分配原则的偏向，实践中造成社会成员享有宪法意义上的生存与发展权在事实上不平等，突出表现就是公民受教育机会不公平和就业机会不平等,而这正是分配起点不公平的根本原因。 扩展资料调查样本缺乏代表性。现在使用的住户调查样本是上世纪80年代确定的，随着居民的收支结构变化，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过去确定的调查点（大、中、小城市，县城、镇、农村）以及各调查点样本户数的代表性大大降低。 尤其是现有城乡住户调查不能有效反映农民工的收入情况，将常住城市本地的非农业户口居民作为调查样本的统计结果，与包括原有城市居民和农村转移到城市新居民在内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比无疑过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entropy杂志主要发表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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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差距测量的方法和指标
林 宏 陈广汉
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分析规模收入分配差别的方法和指标.在这些方法和指标中,有的是由收入分配理论推导出来的比如说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比率,沃尔夫森"极化指数"等;有的则是从统计学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人口(或家户)众数组的分布频率,测度大多数人(或家户)所覆盖的绝对收入范围,以及测度最低或最高收入对平均收入偏离度的离散系数等;有的是从其他相关或相近学科中引入的,比如来自物理学的泰尔指数等.这里介绍几种最常用的.
一,洛伦茨(Lorenz)曲线
洛伦茨曲线最早是美国经济统计学家M Lorenz为研究财富,土地和工资收入的分配是否公平而提出的.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纵轴为收入百分比,横轴为人口(或家户)百分比,45度线为平均分配线,右下角的90度线为绝对非平均分配线.洛伦茨曲线处于45到90度之间.根据某国某年的收入分配分组资料,将一定人口(或家户)比重所对应的收入比重在图上描出,就可得到该国这一年的收入分配洛伦茨曲线.从洛伦茨曲线上可以直观地看出每个阶层的收入比重,从曲线的弯曲度可以观察到各个阶层的收入差别情况,通过对比不同的曲线了解不同国度总收入分配差别程度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收入差别变动情况.离45度线越远,离90度线越近的曲线表示的收入差别程度越大.但是洛伦茨曲线无法以一个确切的数值来表示收入差别,特别是当几条曲线相交的时候. 其积分的数学表达为:
设收入变量u的分布函数为ρ(u),即收入为u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为ρ(u),总人口数为N,则收入小于t的人口数为 Nρ(u)du,占总人数百分比为:
P(t)= ρ(u)du/N= ρ(u)du
收入小于t的所有人数的收入之和(称累积收入)为 Nρ(u)du,它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为I(t)= uNρ
(u)du/ uNρ(u)du= uρ(u)du,其中μ= uρ(u)du是收入u的期望值或社会总的平均收入.由以下两个参数方程决定的曲线即为洛伦茨曲线:
P=P(t)= ρ(u)du 和 I=I(t)= uρ(u)du ,(t≥0)
二,基尼(Gini)系数,或称基尼集中率
基尼系数及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是意大利经济学家(C.Gini1912)在洛伦茨曲线的基础上提出的,随后,瑞赛(Ricci,1916),道尔顿(Dalton,1920),尹特马(Yntema,1938),阿特金森(atkinson,1970),纽伯瑞(Newdery,1938),赛新斯基(Sheshinski,1972)等人又做了进一步研究.它用于进一步计算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根据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而超过0.6以上就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Gini系数G的计算公式为:G= Sa/(Sa+Sb)
式中Sa,Sb分别表示洛伦茨曲线与绝对平均线,洛伦茨曲线与绝对不平均线所围成的面积.当G=0,Sa=0,表明洛伦茨曲线与绝对平均线的重合,因而此时的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当G=1,Sb=0时,表明洛伦茨曲线与绝对不平均线重合,而此时的收入分配是绝对不平均的,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显然0≤G≤1.
在研究收入差距的文献中,基尼系数使用最为广泛.究其原因,是因为基尼系数有以下优点:
(1)基尼系数能以一个数值反映总体收入差距状况.
(2)基尼系数是国际经济学界所采用的最流行的指标,因而具有比较上的方便.
(3)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较多,便于利用各种资料.
(4)利用基尼系数也便于进行分解分析,可以将总收入的基尼系数(G)与其各个分项收入的关系写成:G=∑(Ui×Ci)
其中的Ui和Ci分别是第I项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和集中率.
三,人口收入份额度量方法 (the income share of certain number population)
用一定人口收入份额反映收入差距,在国际上是常用工具之一.这里着重介绍以下几类方法:
1,库兹涅茨比率.基尼系数之外,还有许多衡量收入不均等的方法.西蒙·库兹涅茨就提出过一种被称为"库兹涅茨比率"的方法——把各收入层的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间差额的绝对值加相加起来,然后再去除以人口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R为库兹涅茨比率,yi,Pi分别表示各阶层的收入份额和人口比重.库兹涅茨比率越大,则表示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则越小.库兹涅茨比率计算简单方便,比较适合用来反映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情况,尤其适合比较两个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情况.这种方法运用于规模收入分配时,所反映的不均等性要比基尼系数来得大些,因为它给最富阶层和最贫阶层的权数较大,中间阶层的权数较小.
为了消除权数的不良影响,人们考虑用某些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来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水平.其中主要是采用一定百分比的家户或者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作为指数来表示收入分配差距.其中以库兹涅茨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收入不良指数和五分法(十分法)为典型.
2,以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表示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这一比率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库兹涅茨指数.这一指数的最低值为0.2,指数越高,则收入差别越大.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收入绝对平均的分配,那么,收入最低的20%的社会成员将可以获得全部收入的20%,当然相应地,收入最高的20%的社会成员也仅仅得到了全部收入的20%,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3,以40%最低层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来表示,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这一比率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阿鲁瓦利亚指数.这一指数的最高值为0.4,指数越低,收入差别越大.
4,以最高收入的20%的人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与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之比表示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这一比率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收入不良指数(或者叫欧希玛指数),这—指数的最低值为1,指数越高,收入差别越大.这一指数的性质和特点与前二者是一致的,但是更周全和清晰一些.这一方法,便于分收入层次考察收入差距,很具体,但是在反映收入差距变动总体趋势方面略有不足.而以库兹涅茨指数和阿鲁瓦利亚指数之比计算的指数,则与收入不良指数具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
5,以收入分配水平(份额)最高和最低的各20%家户或者人口来测度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情况,同时也就意味着把全部家户或者人口分成了最低收入,次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和最高收入五个层次,经济学中将此称为五分法.而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五分法分层后,每一个层次的人数依旧偏大,人们就又考虑十分法等更多的等分方法,以便使得贫富两极的规模相对小些,比较的力度加大一些.
不过,以上指数都是以某一或某些阶层的收入份额的变动来反映收入差别变化的,其优点是便于分层考察,具体分析,缺点是不能全面反映各个阶层的收入整别变动总体情况,也就是可以知道想了解的局部情况,却无法了解一般情况.
6,沃尔夫森"极化指数"
沃尔夫森(Michael C.Wolfson)19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阐述了他对于收入分配和不平等的问题的看法.1997年有两位学者Martin Ravallion and Shaohua Chen在世界银行的杂志上撰文分析了沃尔夫森研究成果.
沃尔夫森认为的两极分化,不是收入水平在两极之间差距极度拉大,而是总人口中穷人部分和富人部分都在越来越多.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却在减少(他假设这一部分人会最终完全消失.也就是说社会最后只剩下"有钱人"(haves)和"穷人"(have-nots)这两个有和一无所有的部分.
为了测度他所说的两极分化现象,他提出了一个"极化指数".像基尼系数一样,这个指数也是处于0(没有分化)和1(完全分化)之间.当收入完全平等的时候,为0分化;当收入极度不平等的时候,也就是富人占有了全部收入时,极化也就发生了,这个时候,1/2的人拥有的收入为0,另外1/2人则占有了平均收入的2倍.当然,经常的情况是发生这两极之间.用公式表示的沃尔夫森"极化指数":
W=2(U*-U1)/M
其中,∪*指修正了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1—基尼系数);∪1指最贫困的1/2人口的平均收入;M为中位收入.
四,泰尔熵标准(Theil's entropy measure)或者泰尔指数(Theil index)
作为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这一指数经常被使用.泰尔熵标准是由泰尔(Theil,1967)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假设U是某一特定事件A将要发生的概率,P(A)=U.这个事件发生的信息量为E(U)肯定是U的减函数.用公式表达为:E(U)=log(1/u).当有n个可能的事件1,2,…,n时,相应的概率假设分别为U1,U2,…,Un,Ui≥0,并且∑Ui=1.
熵或期望信息量可被看作每一件的信息量与其相应概率乘积的总和:
E(U)= ∑Uih(Ui)= ∑Ui log(1/Ui)
显然,n种事件的概率Ui越趋近于(1/n),熵也就越大.在物理学中,熵是衡量无序的标准.如果Ui被解释为属于第i单位的收入份额,E(U)就是一种反映收入分配差距不平等的尺度.收入越平均,E(U)就越大.如果绝对平均,也就是当每个Ui都等于(1/n)时,E(U)就达到其最大值logn.泰尔将logn—E(U)定义为不平等指数——也就是泰尔熵标准:
T=logn—E(U)= ∑ui*lognui
用泰尔熵指数来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泰尔熵标准只是普通熵标准(generalized entropy measures)的一种特殊情况.当普通熵标准的指数C=0时,测量结果即为泰尔熵指数.取C=0的优势在于分析组内,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解释力时更加清楚.
泰尔熵指数和基尼系数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泰尔熵T指数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很明显,而泰尔熵L和V指数对底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
五,变异指标
变异指标又叫变动度,是统计学中描述具有相同性质的标志值数列离散程度的重要指标.如果变量数列中各单位标志值之间的差异越大,即标志值的离散程度越大,各标志值与其平均值距离的总和就越大;反之,如果变量数列中各单位标志值之间的差异越小,即标志值的离散程度越小,各标志值与其平均值距离的总和就越小.根据不同的度量方法,变异指标可以分为全距,平均差,方差和标准差,变异系数以及加权的变异系数,离均差变异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等.并且运用到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测算各区域(或组)间人均收入相对差异的大小.它们的数值越小,则表示各区域(或组)间人均收入相对差异越小.
1,全距(R),是标志值数列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它表明了数列中各单位标志值变动的范围.R越大(小)则标志值数列中变动大(小).其计算方法为
R=最大标志值—最小值标志值
全距(R)计算简便,但是受标志值数列两端数值的影响,不考虑其他标志值的差异程度,因此不能够反映标志值真实的差异程度.此外,在分组的情况下,全距更难反映出标志值的变异程度.
2,平均差(MD),是分布数列中各单位标志值与其平均数之间绝对离差的平均数,它反映了数列中相互差异的标志值的差距水平.MD越大(小),则说明数列中标志值变动程度大(小).其计算方法为:
平均差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数列的标志值平均变动程度.尽管以离差形式出现,但是计算也比较简单,直观的表示出了各单位标志值与其平均数存在的平均差异,含义明确.但是,它以平均绝对离差形式出现,妨碍了下一步的代数运算,因此在应用中受到一定的限制.
3,方差和标准差
方差(S2)是分布数列中各单位标志值与其平均数之间离差的平方和的平均数,标准差(S)又叫均方差,是方差的平方根,其计量单位与平均数的计量单位相同.二者都可以反映标志值相对平均数的差异程度.
上面的方差和标准差计算方法都是对数值离差求算术平均值,因此可能导致其中存在的规模差异不能够充分体现,因此也有人用加权的标准差表达公式,即:
其中,观测指标 yi=Yi/fi ; 而指标平均值为
, 这体现了加权标准差与平均标准差在处理标准平均值上面的不同.显然,加权标准差不受划分方法的影响,因此更具稳定性.
4,平均差和标准差都是测定数列中标志值差异程度的平均指标,它们的大小,不但取决于数列各标志值的差异程度,而且还受到了其平均值大小的影响.如果两个现象的数列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平均差和标准差就难于准确反映其变动程度.另外,平均差和标准差都有计量单位,是有名数,不可以比较计量单位不同的数列的变动程度.所以,人们又引入了变异系数作为测量相对收入差距的工具. 其中,平均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V=S/ 或者V=MD/ 或者V=R/ ,这里 =∑yi/n
加权后的平均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V*= S/ * 或者V*=MD/ * 或者V*=R/ *,这里
*=∑yi/∑fi
六,其他
1,贫困指数
贫困指数是指收入在某个临界水平(即贫困水平)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该指出,贫困指数同大多数其他指数一样,隐藏着一个重要特征,即指数包含着绝对的价值判断.贫困指数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提出.其计算公式为P=H·[I+(1-I)·G],H代表一个社会一定的,预先确定好的贫困线下的人口数,G为基尼系数,I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处于0和1之间,G和I均针对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贫穷群体计算得出.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通常用贫困指数来度量收入的不公平程度.
2,偏离值法
偏离值法可精确测量收入分配状况,利于进行纵向或横向比较,并且操作简便.其计算公式为:
R=∑|yi-1/n|,i=1,2,…n;y1+y2+…+yn=1
其中,R为偏离值,n为分组数,即将社会上的人口平均分为n个等级;yi表示第i组的收入比重.n可取不同的值,n取值越大将社会等级分得越细,R的取值范围越大(如当n=5时,0≤R≤1.6,当n=10时,0≤R≤1.8;当n=20时,0≤R≤1.9).
国际上通行做法是将人均收入较高的发达国家社会人口平均分为5个等级(n=5);人均收入中下等的国家社会人口平均分为10个等级(n=10),即n=5,每个等级各占总人口的20%或者10%.每个等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分别用y1,y2,y3,y4,y5表示.如果,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则每个等级分得0.2(20%)或者0.1(10%).这里,将0.2或者0.1称作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的中心值.在现实生活中,人均收入较高的发达国家的y1,y2,y3,y4,y5总是以0.2为中心,人均收入中下等的国家的y1,y2,y3,y4,y5总是以0.1为中心,上下变动.在此基础上,把R=|y1-0.1|+|y2-0.1|+|y3-0.1|+|y4-0.1|+|y5-0.1|所得的结果称作某一时期(通常为1年)现实收入分配均等程度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的偏离值,简称为收入分配均等程度偏离值(偏离值).偏离值R介于[0,1.8]之间,偏离值越趋向1.8,收入分配越不均.
3,倒U拐点
按照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一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点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库兹涅茨还同时得出结论:人均国民收入在300~500美元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达到最高顶点.其顶点在这一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上,成为"拐点".由此,"拐点"出现时的人均收入水平(300~500美元)就成为人们判断收入差距的又一种尺度.
4,辅助性指标
中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以及一国国内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试图以一个精确数值来衡量收入差距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可采用以上众多指标中的一个比如基尼系数,并且辅以若干具有通用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辅助指标,更加全面,深入地衡量收入差距.辅助指标可考虑:
(1)各收入分组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
(2)各收入分组收入水平增长率.
(3)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距比率.
(4)恩格尔系数.

20世纪50到80年代美国对华出口政策的变化和原因

提示：

20世纪50到80年代美国对华出口政策的变化和原因

技术出口管制是指技术输出国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的目的，通过政府管制的手段，限制某些特定的高技术产品和技术向特定的对象出口。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保持对中国的科技优势尤其是军事技术优势，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实行技术出口管制。美国对华技术管制严重影响了中美技术贸易。美国是世界上技术出口额最多的国家，它在世界市场的技术出口额是日本的三倍，但它对华的技术出口额却和日本对华的技术出口额相差不多。 一、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历史变迁 (一)建国初期至1972年：美国严格封锁对华技术出口 建国初期至1972年期间，是中美两国战略对抗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采取严格的管制政策，特别是严禁军事技术对华出口。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巴黎统筹委员会”实行出口管制的主要措施是制订国际性管制商品的项目禁运和审查清单。中国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禁运的特别清单上，曾经有500多种物资被纳入战略禁运的范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导致中美直接对立，美国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售任何技术和商品，中美贸易一度中断。1952年，美国还推动“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中国委员会”，对中国采取极其严格的技术管制政策。1969年制定并于1970年1月开始实施的美国《出口管理法》取代了1949年的《出口管制法》。尽管新的法律将“管制”改成了“管理”，从措辞上似乎有所缓和，但事实上，在冷战环境下，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并没有真正放松。 (二)1972年至80年代末：美对华技术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1972-1989年间，出于国家利益和联合对抗苏联的需要，中美关系逐步走上了和平对话、求同存异的轨道。从那时起，美国开始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非战略性物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一协定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美国对华的技术管制有所松动。在经历了70年代经济危机和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产业界人士纷纷游说国会，攻击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在产业界的巨大压力下，1979年lO月，美国国会又颁布实行了一部新的《出口管理法》。这部法律提出了压缩管制产品范围、改进审查手段、提高许可证审批效率等要求，以方便和鼓励美国商品，尤其是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的出口。为了推动《出口管理法》的实施，美国制定了《出口管理条例》。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联华制苏”的战略占据了上风，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的松动。1980年，卡特政府宣布中国作为“非敌对国”，原则上可以获得美国的军民两用技术。但是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推行对苏联的“新冷战”政策，在出口管制问题上采取了颇为强硬的措施。美国80年代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贸易赤字。为了扭转美国的贸易严重逆差，1988年美国政府通过的《综合贸易竞争法》，对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提出了修正，要求放宽对装有微电脑的科学和医疗仪器的出口，压缩单边管制的规模，缩小对转口产品的出口限制等等。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局还在1986年12月成立“中国科”，专门处理向中国出口技术和商品的许可证申请。这一时期，美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其他成员国先后多次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到1989年2月，总共放宽了45类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期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贸易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88年达到3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始终采取防范的态度。 (三)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接触性防范”战略主导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 1989年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不再需要联合中国抗衡苏联，中美关系的原有基础不复存在，美国对中国开始采取“接触性防范”的战略。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和对抗，又有合作与磋商。中美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决定了两国必然要有合作。而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矛盾以及时有发生的冲突，导致两国之间的防范与对抗。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仍然要加以限制。特别是中美两国间的矛盾激化时，美国往往会遏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对中国施压。1989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美国的资料显示，仅1989年一年，美国就至少否决了300项对华技术出口的许可。 老布什总统行政命令(总统行政令第12730号)规定，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授权范围内继续实行依据1979年《出口管理法》制定的《出口管理条例》。1979年出台的《出口管理法》经过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三次延长有效期，一直延续执行到1994年8月。之后，美国商务部主要根据1994年8月19日第12924号总统行政令的授权行使职责，对技术出口进行管理。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政府致力于简化出口管制措施，理顺出口管理程序。1996年3月25日，美国政府了简化出口管理法规的暂行条例。这是美国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对出口管理法规进行的全面修订。1994年4月1日“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解散。不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原成员国承诺继续使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控制清单，作为全球出口控制的基础，直至做出新的安排。1996年7月包括“巴黎统筹委员会”17国在内的28个国家成立了“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瓦森纳安排”是一个全球性的关于常规武器与敏感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多边机制，它特别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直接从西方世界得到先进的军事物质和技术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四)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导致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趋严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中国”盛行，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尽管1997和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奠定了两国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关系”的基调，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始终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并未放松。1998年12月，以共和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夫・考克斯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了《对华技术转让报告》(即《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偷窃美国一些最机密的军事技术，并提出了限制对华出 口的38项措施。2002年2月，美国审计署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名为《出口限制：美国急需就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作基本政策评估》的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对华实行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2003年，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尤其是软件和高技术设备，美国还特别强调对中国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等的监控。2006年7月，美国商务部提出了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的提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合法最终用户制度》。经过近一年的论证，2007年6月19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公布了对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管制清单涉及31个条款，规定20类产品不得向中国出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两国为促进贸易多次磋商，美国对于向中国的技术出口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让步。2007年12月，中美两国签署了《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发展指导原则》。根据该《指导原则》，中美两国承诺要消除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不必要障碍。同时，中美要审核美国的军民两用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民用高技术贸易的许可证申请程序得到简化等。不过，在当时美国放宽的出口列表清单里，只列有5家在华跨国企业，而没有一家是中资企业。 从总体上看，尽管为了经济利益，美国在对华技术出口方面有所妥协和让步，但美国商务部对于对华出口申请的审查比其他多数国家都严格。美国对于对华出口申请的审查周期，比欧洲和日本的都长。美国政府还特别强调对“视同出口”的管制，以防止美国的尖端和敏感技术通过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传到国外。2006年底，美国商务部专门成立了“视同出口建议委员会”，向商务部长建议如何强化包括中国在内的“视同出口”管制。按照规定，赴美国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在接触美国敏感知识和技术时，必须申请“视同出口”许可证。2006年美国政府审议的865个“视同出口”许可证中，有60％是针对中国公民的。 二、新时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面临新的调整 (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广阔的市场提高了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 近年来，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整体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使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广阔的市场对美国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有这些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合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中美两国各领域往来越来越密切，在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提高的同时，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也提高了。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增长速度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增速的5倍。这迫使美国重新考虑中美之间的科技经济合作关系，采取合作双赢的对华政策。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政府以往过严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可能会面临新的调整。事实上，2009年1月14日，美国商务部已经推出了一项新政策，给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松绑，将以往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逐个审查，调整为向中国民用企业发放执照。不过，这是布什总统卸任前提出的一项举措，其具体执行和实施还要看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二)中美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在加强，对世界的影响力在加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许多跨国问题需要采取跨国行动来解决，特别是需要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合作。美国作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之间的联合与合作越来越重要。世界面临的许多严峻的问题和挑战，包括全球金融动荡、核扩散和恐怖主义、传染病蔓延、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等，都需要中国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认为，中美关系对全球安全和繁荣的影响重大，将超出其他任何双边和多边关系。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全球性的挑战一个也无法应对。因此，积极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全球的利益。美国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势必加强与中国在科技、经济领域的合作，对中国进行制裁以及实施强硬的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是不可取的。 (三)美国要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突破点 当前，美国面临空前严峻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数月居高不下，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而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会影响到美国的技术贸易、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实施对华出口管制，制约了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商品的优势。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所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8.3％下降到9.1％，按照这个下降比例计算，美国对华出口至少降低了700多亿美元。如今，美国众多的出口企业希望找到途径摆脱危机，因此，美国若加紧对华出口管制，势必使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不利的竞争局面，这不仅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奥巴马政府执政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危机这个棘手的问题，当前新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找到突破点，引领美国走出这场经济危机。为此，除了对内刺激经济发展之外，势必要采取措施发展对外贸易。因此，从应对美国经济衰退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有可能适度放松。 (四)美国新政府欲提升国际形象，加强与别国科技合作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不作为，使得美国在该领域丧失了话语权和领导地位。美国新一届政府希望能够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巩固和加强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哈罗德・瓦姆斯提出，美国要通过加强与别国的科技合作，密切与别国的各种关系和往来。为此，要扩充美国派驻各国的科技外交官队伍，通过开展外交活动，促进科技发展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势必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会受到中美两国的整体外交关系和科技合作的影响。 (五)美国各界希望政府加强中美合作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在限制高新技术流向中国的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本国的商业利益。长期以来，美国产业界和科学界普遍对这一政策表示不满。美国各界对加强中美合作的呼声不断。产业界、学术界以及一些政府官员都曾呼吁，加强与中国的科技经济合作和交流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有很多机构和专家对美国对华出口政策提出质疑。这些观点通常认为，冷战以来，美国对华出口政策应该采取新的以“开放和 接触”为主要特色的政策，重新考虑如何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平衡。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五十年来始终非常严格。但如今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受到威胁，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突显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美国正在失去科学与技术的垄断地位。2009年1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在《超越“美国壁垒”：全球化时代科技相关的国家安全控制》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建言，希望政府在一年之内重新评估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国家科学院指出，美国的技术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美国当前的科技经济形势，因此应对技术出口政策做出调整；特别是技术出口清单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动态调整，报告建议至少应每12个月调整一次。中国美国商会在2009年4月27日发表的白皮书中提出，美国政府应采纳国家科学院提出的建议，对不合时宜的出口管制法规进行全面的审议和修订。不过，美国国内也有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的呼声。例如，2008年1月29日，众议员爱德华・马基曾致函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认为“合法最终用户”制度将使中国企业更容易取得美国的敏感科技。 三、启示与建议 美国政府始终是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但对华技术出口还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利益。如何权衡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将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控制政策。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霸权地位的角度出发，美国永远不可能全面放松对我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对于敏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始终会实行严格管制。但是，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时期，其战略目标和重点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位和战略重点。 因此，我们应抓住当前美国新政府上台欲提升美国国际形象和摆脱经济危机的机会，利用好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和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等成功的对话机制和平台，并尝试新的机制和途径，充分利用民间团体、企业的力量，抓住时机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此外，还应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技术出口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和出口管制清单的变化，根据具体情况寻找打破美国对我国技术管制的突破点，并及时采取合理的对策。长远来讲，这对于迫使美国放松技术出口管制，突破美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影响

提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对华政策：美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斗则两伤：1、中美对抗，造成了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阻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不利于其经济发展。和则两利：1、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2、改变了美国在与苏联争霸中所处的不利地位；3、有利于两国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4、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摘要】
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影响【提问】
分条行吗【提问】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对华政策：美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斗则两伤：1、中美对抗，造成了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阻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不利于其经济发展。和则两利：1、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2、改变了美国在与苏联争霸中所处的不利地位；3、有利于两国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4、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回答】

印度人均寿命

提示：

印度人均寿命

印度人平均寿命是69岁，仅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岁。但是，根据两项新研究，印度社会群体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非常大，并且仍然持续扩大。 据研究，女性的平均寿命中，阿迪瓦西人62.8岁，达利特人63.3岁，穆斯林65.7岁，高种姓印度教妇女则为66.5岁。男性的平均寿命中，阿迪瓦西人60岁，达利特人61.3岁，穆斯林63.8岁，高种姓印度教男子64.9岁。 研究人员表示，就年龄而言，这种差距可以与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相对比。诚然，在医学和公共卫生进步的推动下，印度在预期寿命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所有社会群体的预期寿命都有所提高，但差距并没有缩小。 印度人口健康 边缘化群体在学校和与政府官员互动时面临的歧视对身心健康产生了有害影响。这些经历与更高水平压力驱动的慢性疾病有关。这些群体获得优质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也较少，两者都与健康状况不佳有关。此外，边缘化群体也更有可能从事疾病和死亡风险更高的职业。 但印度需要更多关于死亡原因的数据以了解歧视如何影响健康。在每年估计的1000万人死亡中，有700万人没有医学证明的死因，300万人死亡根本没有登记。正如研究人员所说，还需要解决“卫生系统内的歧视并改善边缘化社会群体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

印度人平均寿命是多少？

提示：

印度人平均寿命是多少？

61岁左右。 根据资料显示，印度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过高，为每年1.5%，中国为0.3%，印度人的平均寿命比同期的中国人少七岁，所以平均寿命是61岁左右。 影响因素： 1、有环境因素有经济因素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了平均寿命就像经济因素来说经济发展的越好，寿命也会被影响，医疗水平如果好的话，寿命就会延长，环境主要包括他们的河水的环境，城市的环境这都是可以影响寿命的。 2、其实印度的环境特别不好，在印度的一些地方街上都会有露天的厕所，我们会经过处理，他们都随意堆放在一起这么差的环境自然而然，人的寿命就不会长。